新都市文学的新收获

新都市文学的出现和繁荣是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今年7月，在四川绵阳市文艺中心暨沙汀文学艺术院落成之际，绵阳市文联主办了“母碧芳新都市文学作品研讨会”，隆重推出青年女作家母碧芳近年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就是新都市文学渐趋繁荣之一例。

自1994年以来，母碧芳先后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即：《惑之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无雨的日子》（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丛书”）和《特区文学》1996年一、二期连载的《试婚》。《惑之年》实际上是《试婚》的修改定稿本。所以，好好分析一下《惑之年》和《无雨的日子》，也就可以把握住母碧芳新都市小说的特色了。

在我看来，母碧芳新都市小说的主要长处就在于其主题的多义性、丰富性，注重艺术形象的塑造和追求雅俗共赏的可读性这三个方面。

所谓主题的多义性、丰富性，也就是有的论者所主张的“混沌性”。《惑之年》和《无雨的日子》表现的都是大都市里都市人面对社会转型期的阵痛，着力描述他们面对经济转型、体制转型和文化转型的诸种困惑、痛苦、挣扎和希冀，揭示在这种背景下的新旧体制、新旧观念、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诸多矛盾。只不过，前者的重点是写技术知识分子、文化人和商人的生活，后者则侧重揭示一群青年作家的心灵躁动和人生追求；前者以电脑工程师程铭的事业和感情生活为主线来串连故事，后者则以所谓全国性文学大奖“金碗奖”的评奖活动为故事主线，由才华出众的女作家古玮的感情活动把京都的评奖活动和某省省城文学界的颇具古典意味的现代悲剧组合，营构成一出完整的文化转型期的悲喜剧。这种以新的观念和现代意识对现实人生敏感问题的关注，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胆识。应该指出的是，母碧芳在关注诸如婚恋领域里的前卫与保守的斗争问题，在竞争机制尚无完备时期的不公平的问题等等方面，和社会转型期一些关注社会问题的有影响的作家是一致的，但她的全知全能式的叙述，毕竟多了一些亲历后的深度感。同时，她又不同于某些人的所谓“私人写作”，她在纯属个人隐私的界碑前止步，转身又向大千世界作一次凝眸，这就又回到了社会学家的视角，并使自己的作品显得开阔和丰富。

其次，母碧芳的长篇小说是注重艺术形象塑造的，她尤擅长塑造在多彩而又艰险的人生道路上挣扎和奋斗的青年人的形象。《惑之年》和《无雨的日子》特别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它们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杨璐和凌震宇这两个略带一点典型意味、多少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精神特征的新人形象。杨璐是一个得风气之先到深圳淘金的清纯少女，汹涌的商潮一度把她推入风尘，待挣扎出苦海，她又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奋斗不息，使自己重新成为在事业和感情上充满热情的、十分感人而又可爱的新人。凌震宇从小镇走向京都，把文学当作敲门砖，以伤人和自伤的形态，不择手段地攀援，在遇到香港的富家小姐阿香后，又毫不犹豫地去攀登新的人生阶梯。此外，《惑之年》中的戴晓梦也是性格比较鲜明丰满的艺术形象。就是《无雨的日子》里那位部长夫人毕媛，虽稍嫌浅陋，却也让人过目难忘。母碧芳在塑造艺术形象方面其实并非已臻成熟的高手。假如毕媛不只是肉欲的象征，而是像德·瑞娜夫人那样还充满着母爱和普遍的人性，假如阿香不像作品中描画的那样丑陋，凌震宇这个人物也许就更具备一个艺术典型的品格了。何况杨璐和凌震宇还都是小说的次要人物，作者苦心经营、耗费大量笔墨的主角程铭、古玮和向却要相对地显得单薄和苍白。这确实令人感到遗憾。然而，我还是想强调，由于《惑之年》和《无雨的日子》提供了像杨璐和凌震宇这样具有时代特征、既有个性又有概括力和独特的人性深度的形象，读者便不会忘记它们。

第三，母碧芳新都市小说的当代性、探索性和丰富性，加上细节的精彩，情节的生动和语言的清新流畅，便使她的长篇小说有了较强的可读性。也就是说，母碧芳的新都市小说不但具有相当可观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雅俗共赏，为各个层次的读者所接受。面对图书市场的滑坡与每年出版几百上千部长篇小说的矛盾，雅俗共赏和较强的可读性，正是新都市文学所应该倡导的对策。